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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10月15日电(记者王凯蕾 武卫红)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呈较快发展态势,但许多企业在“异地他乡”却面临着融资难困境,企业家们不得不自筹资金打拼海外,并无奈地戏称是“自带干粮”。记者从正在广州举办的第118届广交会上了解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看准海外投资“蓝海”,企业家们期待获得持续的金融支持。 “新兴市场不少地方融资渠道匮乏,而我们又无法从境内银行融资,主要靠自有资金在支撑,企业在外好难。”浙江新乐都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敏全说。 在记者近期参加的不少涉外投资会上,跨境融资问题已经成为“走出去”企业家集中“吐槽”的对象。 记者了解到,许多“走出去”的企业在海外都遭遇了融资瓶颈。惟合国际董事长王毅感触道:“在国内,如果我有1亿资金,起码可以撬动6亿的产能,但在海外,我只能盘下1000辆汽车,价值都不过亿,资金的利用效率太低。” “海外生产经营与国内最大的不同,是涉及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先期垫付资金,企业要承担巨大的资金压力。在国内就不会这么劳心费神了。”广州世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建雄在广东企业对外投资洽谈会上说。 由于金融杠杆难以发挥作用,很多“走出去”的企业在海外拓展,大部分资金靠自筹。 受访的企业家告诉记者,中国正处于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时期,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寻找商机。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873亿美元,同比增长16.5%。同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合计120.3亿美元,同比增长66.2%。 “我们的产品到了海外就是‘卖方市场’,企业在价格上有绝对的话语权,客户争着付定金。”湖北潜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鸣轩说,现在“中国制造”在海外有一定优势,但由于融资瓶颈所限,企业“走出去”效应难以有效放大。 在国内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的企业家们,为什么到了海外就“玩不转”了呢?记者采访发现,“走出去”企业融资难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一是跨境抵押难以实现。很多企业反映,用海外的房产、设备等找银行抵押融资时经常遭到拒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广东银行业内人士说,土地、房产、车辆、股票债券等都可作为抵押品,但必须在企业注册地。“比如广州的企业拿佛山的厂房抵押就不能获批贷款。”该业内人士说,目前全国各地区的不动产信息还未实现联网,银行难以了解抵押品的有效登记信息,比如是否被重复抵押等。涉及跨境抵押物就更难进行估值了。 二是贷款回收期长导致银行“惜贷”。世界银行集团所属国际金融公司高级投资官员裴斐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制造业等领域,需求以5至10年的中长期贷款为主,回收周期较长,其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导致很多银行不愿意冒风险。 三是投资项目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记者采访过的银行反映,有些“走出去”企业在项目选择上“一窝蜂”,海外投资签订项目多,真正落实少,加之海外投资还涉及政治、宗教、法律等多因素,前景的不确定性非常大。“金融机构不可能为了一笔贷款从头到尾跟踪项目,而且海外投资项目的周期比较长,做起来不划算。”广东某金融机构信贷部负责人说。 “走出去”企业融资难由来已久,政府和相关部门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支持跨境融资。如近期银监会提出将进一步完善机构和服务网络布局,完善相关金融服务,助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 浙江省成立了“走出去”融资与担保服务平台,向平台内企业提供总额10亿元的增量融资和担保。广东省率先完成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衔接的实施方案,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推进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 尽管如此,受访的不少企业家反映,虽然我国金融业海外服务水平有显著的提升,但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速度相比企业拓展的速度还是“慢了半拍”。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内银行尚未设点,国际化的外资银行也没去,这是目前企业海外融资陷入困境的关键问题。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末,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23个国家设立了55家分支机构。其中,五大行是中资银行“走出去”的主力军。从地域分布看,中资银行在东南亚和西亚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相对集中,在中亚、独联体地区布局还有很大空间。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表示,出于成本和风险考量,目前中资银行海外布点并非多多益善,中资银行的国际化进程起步较晚,还处于追随本土企业“走出去”布点的阶段。在一些风险较大、布点成本较高的地区,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应发挥积极作用。 接受采访的企业家建议,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中资金融机构要在首都设分支机构,还要尽快在海外的重点地区设立办事机构,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 广东省财政厅国际债务办有关负责人则认为,金融机构应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以联合融资、银团贷款、跟踪服务等多种方式涉猎海外项目,帮助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实现金融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升。刘永富介绍,精准扶贫三大品牌包括雨露计划、扶贫小额信贷、易地扶贫搬迁。一是实施雨露计划,拔穷根。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未升学、未就业的初高中毕业生提供现金补助,im体育平台下载安装主页平台他们接受2至3年职业教育培训,掌握一门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二是发展扶贫小额信贷,换穷业。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产业实施特惠金融政策,提供金额5万元以下、期限3年以内“无担保、无抵押”信用贷款,金融机构按国家基准利率放贷,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贴息,县级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和扶贫小额信贷保险。 三是易地扶贫搬迁,挪穷窝。对居住在生存环境恶劣、不具备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地区的贫困户,组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依法判决如下:被告人聂洪刚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周大远是贵州遵义汇川区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如今他又穿上了法袍,坐回审判席,担任一起刑事案件的主审法官。现在,他一年能审理几十起案件。

(十二)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沟通协作,各负其责、依法履职。农业、林业、水利、住房城乡建设、环保等部门要加强所辖领域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对运输、邮寄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管理,对未依法取得植物检疫证书的,应禁止运输、邮寄。民航部门要加强对从事航空防治作业企业的资质管理,规范市场秩序、确保作业安全。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要把好涉木产品采购关,要求供货商依法提供植物检疫证书。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加强和完善外来有害生物防控体系建设,强化境外重大植物疫情风险管理,严防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农业、质检、林业、环保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和“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严格植物检疫审批和监管工作,建立疫情信息沟通机制,协同做好《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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